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在他的著作《低欲望社會》中提到，日本年輕人在種種社會壓力與前景不明下，形成了一種反經濟的生活方式：不婚、不生、不買房，甚至可能不工作，以最低位能來過活。這或許不是日本特有的現象，在台灣90後的許多年輕人也出現類似的情況，減低自己的物質生活、追求心靈上的欲求，最典型的現象即是「御宅族」。這樣的生活樣態是如何可能的呢？
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曾經說過，隨著機械複製時代的來臨，這時代的人已經出現完全不同以往感受世界的能力。對於阿多諾（Theodor Adorno）來說，這個時代人們的感受力受到文化工業的宰制。文化工業最厲害的一點是，透過千篇一律的文化商品（如電影），給人獨立、獨特的個體性幻覺。虛假的個體性成為這個時代的普遍精神。千篇一律的文化商品，之所以可以形成虛假的個體性，是因為文化工業擅長將人進行分類，而根據這些分類生產出針對性極高文化商品，但這些針對性的文化商品在生產的技術流程上是一樣的，只不過是使用的資料不同而已。所以，人們的需求被文化工業操縱著，而文化工業的根基是資本主義邏輯，它生產人們本來就想要的東西。阿多諾點出，人們在這個文化工業宰制的社會裡，人們想要的東西不會是反抗、辯證性的，因為文化工業知道現實社會很慘，所以販賣夢想給人們、讓人們以為自己有逃脫悲慘世界的「機會」（其哲學邏輯是，人類在種屬上是同一的，所以個體間可以相互取代，因此任何事情都是偶然性的，如此，計畫與偶然性兩個原則相悖的東西合而為一了；也就是説，你努力計畫不一定能成功，因為成功與否與偶然性的機率有關，但也不要放棄計畫，否則機率會更小）。這種曖昧不明的邏輯讓人們放棄抵抗世界，但也需要能夠尋求悲慘世界中慰藉的管道，亦即娛樂。所以文化工業不斷生產娛樂商品，而這商品就是不斷呈現人本身（唯有如此才有吸引力），只是這商品也不斷給人成功機會的幻想，人因此在悲慘的世界中不斷消費這些賣夢商品而失去反抗的力量。
人們受到文化工業的宰制，每一次消費都強化著放棄抵抗社會的感受力，消費者事實上成了文化工業的對象而非主體。班雅明也提到過類似的對象化問題，他從藝術感受的角度談到，在機械複製時代人們參與藝術的方式改變了，從專心轉變為散心；「專心」是人進到藝術品裡，「散心」則是藝術品進到大眾間。班雅明強調，這是一個漫遊者散心的時代，每一個人都是專家（因為在分工的社會每個人都有其專業、都有發言權，所以文學、電影等文化項目都成了公共財產），但每一個人在檢驗藝術品時也都是在消遣。班雅明並不似阿多諾一般悲觀，他認為，雖然現代人的新感受力是消遣的，但它也具有集體性。這種文化商品的體驗已經不再像過去的人欣賞藝術品一樣，侷限在個人的靜思冥想，而是透過複製技術而造成更廣闊的集體性力量，它能完成許多過去藝術品所無法完成的艱鉅任務－政治性的任務。當然，班雅明特別提醒，這種文化商品的動員力量也可能造成法西斯，但它勢必也可以作為民主化的力量（班雅明是將希望放在共產主義上）。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形成「低慾望社會」的一個面向，文化工業的造夢商品結合現今的網路科技，龐大的網路資訊同時讓年輕人從小就認清社會的悲慘、也從小就沈溺於灌輸偶然性的文化商品中，因此他們習慣對社會放棄抵抗卻心滿意足。但這絕對不是告訴我們因此反抗社會、提升自我形成個體性是絕望的，就像班雅明的提醒，在這個集體同時性參與活動的時代，任何文化商品都可以具有政治性。初音未來不只可以號召御宅族們去消費她的衍生性文化商品（如演唱會），理應也可以成為傳播民主、動員民主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