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所有已開發國家以及臺灣，除重大經濟事件外，GDP幾乎每年都有所成長。以台灣為例，在本世紀除2001年經濟泡沫、2008年經融危機以外，GDP每年皆有所增長（臺北產經，2019）。倘若全人類追求經濟成長，是為了帶來更好的生活，那經濟不斷成長的我們，有因此變得更「幸福」嗎？據統計，全球有超過3.5億人罹患憂鬱症，臺灣憂鬱症人口於2018年達到200萬人大關，臺灣精神疾患兒童推估有33％。各項研究數據顯示，經濟成長已無法為已開發國家帶來「更」幸福的生活。是什麼原因造成阻礙了我們追求「更幸福」的生活，始終往錯誤的方向努力？
作者揭露了種種社會問題皆與「貧富差距」有關。不斷攀升的GDP，連帶地拉抬了世界各國的貧富差距，貧富差距究竟造成哪些嚴重的影響，在此僅舉幾項台灣較常見的現象。
首先是「地位焦慮」，相較於「賺得多」，人們更偏好自己賺得「比別人多」，是因為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人們對於生理基本需求已不再需要特意追求，而轉而跟他人比較，這種在乎他人評價的心理，其實反映了整體社會的焦慮程度。社會學家於歐洲31國的民眾心理，發現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不論收入高低，所有人都對社會地位感到焦慮，心理學家稱之為「社會評價威脅」（Social-evaluative Threat）。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當我們需要降低我們對社會地位的焦慮，首先就必須追求高學歷與好工作來爭取社會地位，以免感到「不幸福」。而在北歐等相對平等的國家，人們的地位焦慮也相對來得低。
再者是「精神疾病」，作者比較了12個富裕國家，發現國家貧富差距愈大精神疾病的盛行率也更高，如英、美的比例高達日、德的三倍。除此之外，在英國底層男性得到憂鬱症的比例是頂層男性的35倍，也證實了貧富差距依循社會梯度逐步影響，憂鬱症更常發生在愈不平等的社會的底層人民。以演化心理學的觀點來說，底層階級者在生活中經常遭遇非自願或無法掌握的情境，更容易不作為或自我貶低，都是典型的憂鬱症產生的現象。
第三是「自戀文化」，皆為富裕國家的美國與日本，根據客觀數據顯示，美國的平均壽命約為77歲，日本則為82歲，顯示客觀而言日本人比美國人更為健康；而根據國民主觀認定自己健康的比例來看，美國高達八成，日本僅有五成。心理學家認為，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國家，人民更容易自我感覺良好，這樣的自我感覺良好是因為自我防禦機制啟動，為的是讓自己「看起來比別人好」。自戀文化導致民眾極欲對外展現自己美好的一面、過度吹捧自己，維護自我形象才能在社會中立足。自戀文化氾濫所帶來的社會風險，包含民眾對於公共事務更趨冷漠、利用他人及不在乎他人變得變成值得追求的特質，在當今領導階層經常能明顯地看到該現象的影子。
最後是「行為成癮」，前三項所帶來的後果長期下來，導致人們感到「做人好累、人生好難」，與社群更加疏離，原本滿足心理需求的社會關係開始疲弱，人們轉而將這樣的需求投入到成癮行為中，包含藥物過量、暴飲暴食、病態賭博及瘋狂購物。廣告商正是因為抓住了這種成癮心理，而在貧富差距較大的地區挹注更多的廣告預算，這也就是為什麼，奢侈商品業者都知道不要浪費資源在相對平等的丹麥社會中。
對於如此嚴重的現象，人們該做什麼來解決貧富差距所帶來的種種問題？「所得重分配」與「經濟民主」或許是可行的解方。據統計，避稅天堂流通的金額高的20、30兆美元，歐美國家前百大企業中近九成在避稅天堂皆有子公司，政府不但課不到富人的稅，底層人民還需要繳稅才能享有基本的國民福利，導致貧富差距不斷惡化，透過所得的重新分配，如稅改等，才有可能弭平這樣的裂痕；經濟民主係指以民主的力量調整經濟市場，縮減地位高層的主管職與基層者的收入差距，如工會參與董事會、勞工參與公司法規的設立、成立或推行員工所以制的企業，幾乎在世界各地都能看見這推動經濟民主的企業。
尤里庇狄斯（Euripides）曾於其著作《厄勒克特拉》（Electra）中提及，「我喜歡財富，喜歡餽贈朋友，喜歡引領病人安心而富足地恢復健康。除此之外，財富對日常的快樂助益並不大；人們一旦免於飢餓，貧與富已沒有什麼兩樣。」原來歸根究底，造成憂鬱的不是社群媒體、不是命運，而是貧富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