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坦承這個標題是受到電影「傲慢與偏見與殭屍」的影響。但這篇不是要談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也不是要談俊挺的Mr. Darcy(達西先生)。小說自然是看過的,幾週前也在電視台看到了2005年電影版的【傲慢與偏見】,當時想著影片中的Mr. Darcy,深覺永遠的Mr. Darcy形象應該是Collin Firth那種氣質與長相(Collin Firth是我太太認為最帥的男人),所以還特別從iTunes租了 【金牌特務:機密對決(Kingsman: The Golden Circle)】看Collin Firth演的Harry Hart 死而復活。
雖然在2017年珍·奧斯汀逝世200週年前,學者「無聊地」「如實地」根據【傲慢與偏見】中的少許描述,再加上分析該書於1813年時社會認定的紳士形象與體格,分析出下圖中有著尖下巴、長腿、結實,卻無勞工階級寬肩厚胸的19世紀初紳士版Mr. Darcy樣貌,讓BBC發了篇「學者說:真正的Mr. Darcy一點都不像Collin Firth('Real' Mr Darcy was nothing like Colin Firth, academics say)」的報導。但個人認為Collin Firth如果不像19世紀初紳士版Mr. Darcy,至少是升級版的Mr. Darcy+。至此,應該有把本文命題的硬兜回來了。
圖片出自:http://www.bbc.com/news/entertainment-arts-38918958)
這篇還是博物館科技的分享,談的是對數位科技的「傲慢與偏見」,以及「Mr Darcy +」 ,也就是「MR Directs AR Communicating Your + 」,「+」後面可以加的是「Vision視野、願景」、「Imagination 想像」、「Need需求」、「Idea創意」、「Emotion情緒」...等等,所以像是「MR Directs AR Communicating Your Visions (Mr. Darcy + Visions)」就是「MR引導AR連結你的視野」。而且至於選擇使用「Communicating」而不是「Connecting」,也是取前者有溝通、傳達、連結的字義,比較符合在不同場域中數位訊息的需求。
本篇共預計分享兩個主題:
●談博物館的「傲慢與偏見」
●談MR如何引導AR進入更多元的展示科技應用?
先談博物館的「傲慢與偏見」:
【傲慢與偏見】一書主要是以貝納家次女伊莉莎白為主軸,述說家世好有錢的達西先生俾倪的傲慢以及自信有主見的伊莉莎白倔強的偏見之間的「鴻溝」,如何因了解而漸弭,而終成真愛眷侶?
在「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提出之前,傳統博物館也被認為是具有文化權威(Culture Authority)、菁英主義(Elitist)特性,是個以收藏為重點(Collection-Focused)、以策展為核心(Curation-Centred)、以建築為基地(Building-Based),且普遍認定為傳達大敘述(Master Narratives),並掌握壟斷性知識的高階文化單位。
若以Eilean Hooper-Greenhill (2000)在【Museum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Visual Culture】一書中的說法,就是狹隘的社會群體利益主宰了博物館的功能角色,甚至這是在排他性的基礎上運作。其實也有相當多的論述與研究,談的就是博物館的知識生產與呈現是相當具有壟斷性與權威性的,並且提出所謂專業知識的「階層分化」(Hierarchical differentiation),博物館策展者是握有專業知識的權威角色,以菁英族群的姿態,並以向初學者說教的方式,將展示物件以百科全書形式去傳遞知識,因此無論文物展品與設定議題,都與大眾有點距離。
博物館的定位確實是該與時俱進的,所以才有「新博物館學」於八十九十年代被提出,「新博物館學」也不是直接就此改變了博物館在社會上的角色、定位、與功能。因為在閱讀許多相關論文後,也發現這些研究紛紛提出「新博物館學」仍在演進中,是個應持續推動的研究領域。但「新博物館學」的出現就是為了轉變其與人們之間的關係,將博物館專業(Professionalism)從「制定者(Legislator)」變成「詮釋者(Interpretor)」,逐漸朝著更以遊客導向(Visitor-Oriented)為主的精神,目前博物館界也已經能透過更多的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去導入觀眾的觀點與創作。再加上藏品資料的數位化也成為博物館知識「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重要推手,因為觀眾不再需要透過博物館中介詮釋,就可以自由閱讀與運用藏品原始知識,這也就打破了博物館在知識生產上文化權威(Culture Authority)。(以上論述參考:Museums and the ‘new museology’: theory, practice and organisational change 、A Democratic Theory of Museum Education、數位化與數位知識的生產:「國立臺灣博物館 原住民文物典藏數位化計畫」的回顧與反省、與「他者」對話: 博物館展示中的「偏見」與「和解」等篇)
所以博物館文化權威而來的「傲慢與偏見」所造成之「鴻溝」是否與逐漸消弭了嗎?
相信在策展人定位為「詮釋者(Interpretor)」、更多的參與式設計(Participatory Design)的出現、數位典藏促成博物館知識「民主化(Democratization)、博物館由「物件導向」(object-oriented)轉為「觀眾導向」 (visitor-oriented)等趨勢下,能否跨越「鴻溝」是可以有所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