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諭】反派英雄電影中看不見的大象

　近期最備受討論的電影非《小丑》（Joker）莫屬，此部片所探討的議題是長期淹沒在社會中的問題，能夠放在超級英雄電影的系列下，可以說是讓這類社會議題搭上有力的宣傳順風車。這部電影在上映的這幾日躋身IMDb前十名，全球票房高達五億4300萬美金，全美票房與台灣票房分別都來到2億美金以上。[1]不過，就在電影現正熱映的這幾週，《小丑》在美國引發了安全性議題的爭議，部分民眾認為這部片在讚揚與榮耀邪惡、同情與宣傳暴力、將反派英雄化等等的議題紛至沓來。其中在BBC的報導中提到，七年前，《蝙蝠俠：黑暗騎士崛起》放映期間，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發生一起槍擊案，一名男子在人群開槍射殺，造成12人死亡與70人受傷，對此發生槍擊的奧羅拉市當年的受害者則要求禁止在當地播放《小丑》。[2]大家還記得像這類強調媒體造成暴力模仿的後果的爭議問題，在今年的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電視劇裡也同樣探討過相似的問題。

　身為一個閱聽者以及置身在這混屯的社會中的人們，不該急於看到文本中冰山一角就給這部片下定義；作為一個擁有自由意志的人們，在媒體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能做的是縱深挖掘文本背後想探討社會中結構性的問題，以及其對於人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對此才能成為一個具備自由意志的閱聽者。關於本篇，筆者並不打算從劇情著手去探討影像技巧與劇本細節，而是期待此篇可以拉開到一個比較不同的層次，著力點放在社會底層人的心理結構與行為反應，是如何在社會制度與文化層面的影響下形成?

　在社會結構的制約下，人們很難把眼光放在理解社會邊緣人的處境與其暴力背後的形成主因，然而小丑的悲慘經驗，抽換掉「小丑」這個腳色，基本上是社會底層與社會邊緣人的人生寫照。導演把《小丑》的時間放在1980年左右，一個經濟蕭條、城市骯髒與冷漠的時代，導演在電影中所設定的病態社會，放置在各種時代其實一點也並不違和。用一個小人物的生活來道盡社會底層的人們被制度排除與邊緣化，是房間裡的大象，被視而不見。這些被社會排除的人們，他們的存在是來自菁英階級與社會制度文化編織下的敘述與詮釋。我們不能忽視社會底層人們努力嘗試著配合與迎合這個世界的遊戲規則。但菁英的光芒是多麼的耀眼，總是在這個社會上成為主要的焦點，遮掩著這些社會底層人所發出的微弱光線。在精英面前，或是在主流階層的面前，社會底層的人有一種自卑情結，好似在面對一個優越的文明人，自己像是一位失語者，無法完全表達自己，並且也沒有人願意蹲下來傾聽。社會底層人的世界觀，是菁英社會所建構出來的，他們不僅被遺忘了，同時為了能在這個社會中奮力生存，也把自己給遺忘了。

　電影中的小丑具有精神官能症，在社會底層的人有部分也同樣遭受到精神官能症之苦。社會暴力犯罪中，精神疾病也是最具有爭議的部分之一。在所謂正常的社會裡，當犯罪者被判定具有精神官能症時，已經遭受到社會貼上汙名化與弱智化的標籤。當劇中菁英在地鐵上像小丑施展暴力時，社會縮小化上層階級的暴力；當劇中小丑開槍殺人時，社會拿著放大鏡指控殺人犯罪。社會扭曲社會邊緣人的心理結構，間接地影響社會邊緣人主體形塑與認同的過程，讓他們更加不認同自我，被社會遺棄加乘他們的挫敗感，這讓他們的意識形態與現實情境交錯之下，不可避免地加劇精神官能症的程度。社會漠視這些具有精神官能症的社會邊緣人想成為「正常人」的意念。對社會邊緣人來說，盡可能地表現的正常，彷彿這個社會就能夠多接納他們一點，而他們也好像融入了這個社會一點。舉例來說，當小丑在看脫口秀的時候，即使小丑覺得不好笑，但卻因為大家都笑了，所以他假裝覺得好笑。擁有精神疾病的人是曾經努力地在融入與討好這個社會，可惜地是，他們在社會生存困境之下，被靜音了，直到他們終於被恐懼吞噬、萬念俱灰，決定縱身一躍，跳入犯罪者的身份。當他們的身份轉換與改變時，他們終於開始被社會注意了，此時社會注視地不是造成他們犯罪背後的結構性問題，而是他們殘忍無情的暴力。

　這類的片子很容易被帶到「歌頌暴力」的風向去。如果因為害怕犯罪模仿或是覺得頌揚謀殺，以先入主的姿態決定與這部片保持距離，或是誤讀了這部片傳達出的訊息，那麼與此同時也不可以漠視，這樣的意識型態的展現，也是對這些社會底層人的一種社會性壓迫的再製。 我同意美國紀錄片導演麥可摩爾的觀後呼籲大家應該停止渲染《小丑》的暴力，他說：「這部電影當中多數的暴力行為都發生在小丑身上……他是一個試圖在貪婪的社會邊緣生存的人，他的罪行是沒有獲得協助，他的罪行是有錢人與名人在他身上所開的玩笑的受害者……如果你誠實面對這樣的事發生，你會感謝這部電影帶給你的全新慾望，不是找到最近的出口逃之夭夭，而是起身對抗，並且將注意力集中在你每一天所掌握的非暴力力量上。」[3]。結構性暴力的犯罪，是社會與社會底層人之間雙向流動下的結果，那些排除底層人們聲音的正義，不是純潔的、正直的、英雄式的正義，只是戴著面具的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