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 04 05

【欣諭】對異國策展觀看的反射與投射

盛夏,回到高雄老家的那幾天,帶著加拿大的朋友再次拜訪高雄美術館。這次的展覽是由高雄市立美術館與東京森美術館攜手策畫,主題為《太陽雨:1980年代至今東南亞當代藝術》,聚焦在藝術表達受到嚴格審查以及壓迫噤聲之地區,其二戰後經歷的民主化浪潮的過程,以及在這之間國家經濟的變動帶來的現代化與都市化發展。此展覽分為六大區域「激情與革命」、「流動的歷史與記憶」、「多元身份認同」、「發展及傳承之間」、「冥想的媒介」以及「建檔」。藝術家透過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作品,捕捉與呈現在這動盪與變動時期間,藝術創作的多樣性與動態性。從這六大區域的呈現,可以看到被殖民國家的人民在獨立與民主化的進程中,其民族集體認同的建立,以及群體認同的想像形式與過程。台灣在1980年代作為第三波民化浪潮下的的新民主國家,與此同時,鄰近的香港正如火如荼地對抗著北京政府日益在香港政治上進行打壓,以及日趨侵蝕香港回歸21年來應保有的人權。從六月份直至今日,從反送中條例到訴諸五大訴求,香港正為了民主而堅持著這場長期抗爭。回到同樣受到中國打壓的台灣,不可否認的是香港民主抗爭確實對於台灣的人民產生蝴蝶效應。然而,《太陽雨》剛好在這段期間開展,對此引起筆者心中一個微小的疑問,或者可以說是一種期待,如果為香港策展,是否可以作為一種讓台灣人認識民主、認識中國的一種形式?這個疑問可以說是,身為台灣人在擁有民主但卻必須戰戰兢兢地面對與防衛著「中國因素」[1]無聲的入侵時,一種民族認同感的投射與反射過程。因此,筆者想探討台灣人在觀看《太陽雨》這類異國民主議題的策展時,其認同情感從何而來?怎麼發生?

 

首先,在討論的台灣人的認同情感之前,筆者想從民族想像的概念出發,因此以下將簡要地整理這位構成二十一世紀重要民族與民族主義思潮的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剖析的民族主義起源的論述。Benedict(1999)認為認識論與社會結構上的條件是民族共同體想像的舞台。在認識論上,宗教(神聖的)、王朝(層級的)、神諭式的時間觀念(時間終始的同時性)的沒落,使得人們才有開始想像「民族」這種「世俗的、水平的、橫斷時間的」的共同體。[2]Benedict也指出資本主義、印刷科技傳播、人類語言宿命的多樣性這三者的交互作用,是奠基民族意識的重要基礎。雖然對他來說民族主義的想像是「文化的人造物」,但這並不表示這個人造物是一種虛假、被操縱的共同體,而是與歷史文化變遷有關,其中語言扮演著重要角色,對此讓能夠讓人民在這些記憶、思考中有著深層的心理建構,產生民族認同,最後建構出民族的共同體。

 

回到台灣的民族認同的產生,筆者歸納台灣在民主進程中從國民黨政權移至台灣至今由民進黨蔡英文執政的這段期間,台灣社會情境、政權轉變、以及國際社會地位等「社會事實」(social fact)來討論台灣對於自己民族想像的認知。這個想像有幾個社會事實建構,第一,殖民地社會:從台灣殖民歷史的回溯,經歷了明清大陸移民殖民、荷蘭殖民統治、清朝納台為行政體系、以及半世紀日本殖民。台灣的民族想像,無疑地在這段漫長的殖民過程中被建構。第二、移民社會:十六世紀以後,荷蘭人、西班牙人、日本人,以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漢人移入拓墾,促使台灣形成多族群的移民社會,在他族與我族之間產生自我認同。第三、威權獨裁政體統治下的民主轉型:經歷過四十年的戒嚴時期,以及國民黨的威權執政,直到台灣出現地方選舉才正式啟動台灣的民主運動。起初,這個民主運動也從單純的推動自由民主的政治運動開始,到1970年代進入到第二波民主運動,即推翻少數統治的「本土化」民主運動,讓民主運動不僅在政治上,更召喚了民族性的認知與爭取。第四,國家地位受國際打壓:面對中國在國際上不斷打壓台灣,使台灣在國際組織被排除、影響台灣與其他國家關係之提升、加強奪取台灣邦交國、體育國際賽世上台灣是否正名等情況,使得台灣在民族認同上產生衝突與轉折。根據上述提出的四項,可以說是顯著的作為召喚台灣民族想像的重要歷史過程。這些歷史也不斷地透過各種不同的形,式來進行論述與展現,像是紀念日、書籍出版、NGO團體的活動、集會遊行、展覽等等。因此對台灣人來說,歷史對於民族想像與認知的創造與建構是不間斷的,更不用說,中國當前持續對台灣在國際上打壓與政治上的干涉,直接地挑動著台灣人的民族認同情感。

 

台灣人在民族認同的建構上,連結著台灣的那段殖民歷史;除此之外,中國因素直接與間接地發生,大至台灣的國際地位,小至台灣人民的日常生活。當台灣的觀展者在觀看東南亞對於威權壓迫、民主化與獨立過程的相關作品呈現時,將更容易有一種反壓迫的心理反射或是投射。觀展者在觀看過程中內心產生的矛盾、衝突與認同的交織反應下,促使其開始與自己的民族意識、認知對話,產生「觀展的反身性」[3]。換句話說,不論是台灣過去被殖民的歷史、爭取民主化的過程的腥風血雨,抑或是中國因素下的國際打壓與政治干預,都將會把情感連結到了同樣受到壓迫的東南亞藝術家的創作品與展品上。



[1] 「中國因素」一詞,來源於吳介民研究中談及中國因素對於台灣民主造成之影響。

[2]  Benedict Anderson(1999)《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 》,時報出版。

[3] 延伸Harold Garfinkel的反身性(reflexivity)概念。

 

2021 - 04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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