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諾在對文化工業批判時指出,大眾文化媒介根本不試圖解決人們真實生活中所面對的衝突,只是塑造出個人與社會大團圓的假象;文化工業是反啟蒙的,它阻礙了民主社會的發展,進而阻礙了現代社會可能的解放與自由。
如果說,電影、影片本身是一種隨著時間、科技、文化和語境而改變的概念,那也就表示前面所述的電影符號學範疇論將無法排除變動、轉化的可能性。
如果說色情影像如此重要,那就值得問問它的吸引力究竟何在(難道就只是因為「食色性也」)?為什麼是以提供影像的網站為主,而非圖片或文字媒體?
全球化的集體記憶不是什麼新鮮事。在科技發達的現代,電科技的應用已經將全球的人都串連起來,成為所謂的地球村。村莊部落的特色就是一家吵架全村知道,只要你有興趣,幾乎可以即時、同步的參與地球上發生的事件。
從電影到電視,再到當代的智慧手持裝置、虛擬實境裝置,機械生產與再現的影像一步一步地佔據我們的空間與時間。在生活上,我們會去看電影、看電視、用手機、打電動、體驗VR,這都是在機械複製影像技術出現後,隨著科技演進而產生的新生活樣態。但也因為它們這麼習以為常地出現在我們生活中,人們並不容易去反思這些影像存在的意義。而這些影像有意義嗎?它不就只是我們眼界所及的另一種畫面而已嗎?
觀眾與電影之間的關係也不只是電影敘事與建構理解的關係,它還是觀眾所處的空間與電影敘事空間之間的關係。這也就是蔡明亮在映後座談時說到的,他想要主張一種全新的電影觀看,由導演決定他作品
記敘(diegetic)視敘述為實際或類比的口語活動,記敘的敘事主體即是詩人本身,這跟擬態不同(擬態是以他人作為發言主體),也就是有一個發言者。但Bordwell認為,擬態理論與記敘理論要不是沒有賦予觀眾意義,就是完全忽略觀眾只在意發言者。他主張以「觀眾活動」來發展敘述理論而非語言學,因為敘述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觀眾的理解。
日本管理大師大前研一在他的著作《低欲望社會》中提到,日本年輕人在種種社會壓力與前景不明下,形成了一種反經濟的生活方式:不婚、不生、不買房,甚至可能不工作,以最低位能來過活。這或許不是日本特有的現象,在台灣90後的許多年輕人也出現類似的情況,減低自己的物質生活、追求心靈上的欲求,最典型的現象即是「御宅族」。這樣的生活樣態是如何可能的呢?